三、问题分析：大规模微型权益聚合从原理层面分析，数据汇聚所面临的难题在于市场机制的失灵，微型权益的聚合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第一，义务是一种必须的、强制的行为，它类似一种命令。参见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33)晚近以来，理论家们大多从不同角度出发批判理性。(14)See Frederick Schauer:The Force of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参见张强：《论分析法学强制观念的变迁》，载《北大法律评论》2017年第18卷第2辑，第85-110页。(11)(二)法律义务强制性的含义不过，我们还需要再深入一步。一般来说，行为理由千姿百态，有些是符合法律规范要求，有些则是违反法律规范的。其次，在分析法学看来，由于法律是一个外在的权威制度，那么，要使人们接受，一定要强调它的权威性，强调它对于人们行为来说的强制性，甚至强调法律与人的对立。
法律义务的规范性就是指被规定为义务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具体说，这一前提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最后，国家机关一般选择规范性文件作为国家政策载体。
在民法典生效前，该规定对我国民事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说是立法机关，而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可能不是立法机关了，其能否制定国家政策，存在疑问。立法性决定对现有立法(法律)具有补充、解释、修改、废止或完善等立法性的功能，根据‘立法性含量或者程度的多少，含量较高或者程度较重者可以视为法律;非立法性决定并不具有立法性的属性和特征，不能等同于法律，如工作答复或工作文件、重大事项的决定和人事任免的决定等都属于非立法性决定。就政策与法律的地位而言，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具备深厚的民主法治基础，当然地具有较高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中央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有学者认为，这些文件可分为立法决定、立法性决定和非立法性决定三种类型。
行政权既是执行法律之权力，也是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和公共事务之权力。[48]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将公共政策视为立法或者司法的指导原则。[42]要准确界定国家政策概念，必须将它置于中国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实现国家政策概念与其他法律概念的逻辑衔接，确保整个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立法机关虽然也重视国家政策的规范作用，但其并未在法律制度中对国家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界定，也没有为司法机关识别国家政策提供具体标准。
从表现形式来看，国家政策的载体主要有会议纪要、通知、规划等，它们都反映了权力传递的过程，蕴含了特定的价值取向，传递了有关国家治理的重要信息。刑事立法对于国家政策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依然有个别法条将违反国家政策视为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国家政策具有灵活性，这是其能够长期存在并获得运用的重要原因。司法机关的确可以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但国家行政机关并不能单独制定司法政策。
[33]尽管这份指示提到的是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但该指示可谓开启了我国政策司法的历史。最后，宪法第89条和第107条授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发布决定和命令的权力，因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制定国家政策。
从我国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党的政策转变成国家政策，要么是通过法定程序实现转化，要么是通过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施策，实现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的有机衔接。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为达到某一目标而确定的各种方针、路线、原则、计划、制度和其他对策。
[22]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1民终2369号民事判决书。法律概念需要表达法律层面的意义，即让人知晓该法律概念究竟所指为何。当然，政策的规范性依然是其根本属性。因此，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没有国家政策制定权，乡镇人民政府亦无权制定国家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应用法律时可以发布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都可以充分体现或者承载已有国家政策的内容，但它们本身并非国家政策。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必须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行使权力。
限定国家政策制定权的性质，能够为区分法律语境中的国家政策与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政策提供具体标准。如果执政党的政策没有转变成国家政策，就只能对党组织及其成员产生指导意义和规范效力。
立法政策是国家关于立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立法目标、立法规划、立法指导思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种类繁多，既包括团体、政党，也包括政府，[51]相应地，其制定权的性质并不限于行政权。
到了近代，按照新的国家学说，国家权力被类型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在当代中国，国家政策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深刻影响法治建设进程。
国家政策并非仅是国家机关内部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更是与整个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的制度工具。其一，通过民法通则第6条转介适用国家政策。首先，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为政策现象从法律现象中剥离出来奠定了思想基础。结语概念的厘定，离不开历史逻辑的理论演绎，也需要借助现实生活的实践催化。
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需要在树立价值理念、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具体方法等层面协同发力。将司法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类型，并不符合法理和法律实践的实际情况。
[62]在我国，可以作为国家政策载体的规范性文件有较多形式，如通知、意见、会议纪要、决定、决议、战略、规划等。[15]参见前引[1],刘作翔文,第100页以下。
按照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发布决定和命令，从而形成国家政策。司法机关对于国家政策的宽泛界定，可能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9]自主的法律概念体系是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呈现，是法学学术话语权的时代彰显。这是将类型划分视为国家政策制定主体的推论前提，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主要行使国家监察权。一是国家政策可以作为合法的标准。
例如，根据人民调解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调解纠纷或作出裁决要符合法律以及国家政策。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需要另撰一文专门研究，此处仅提出判断国家政策位阶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厘定国家政策概念的前提1.理论前提：政策概念的实质要义在人类法治文明的早期，各种类型的规范都可能被视为法律。[3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1页。
(一)法律文本中的国家政策法律文本中出现的概念往往都有明确的所指和意图。[65]从法律体系外部来看,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尚需思考。
